被心理咨询极少触碰的创伤-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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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8, 2023 04: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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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帕的故事

菲利帕起初很幽默地谈起她的学生时代。她说那是愉快的时光，结交了一生的朋友。如今50岁的她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

她有三个姐姐，所以她当时迫不及待地想和姐姐们一起去上学。没有姐姐的家，让她很孤独。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从姐姐们那里了解了这所学校。

第一天她很兴奋，她还记得看到其他小女孩都在哭。那时她才9岁，她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哭。

菲利帕一直认为学校很有趣，她没受到过任何霸凌，直到她想起她的第一次入会仪式：

她突然想起了自己一直忘记的一年级宿舍，10个女生住一屋。她随口提到了那次“入会”：她被其他女生扒光衣服，用拖鞋打。

如果我没有让菲利帕停下来并仔细想想她刚才说的话，她可能就切换了话题。当她想到自己当时才9岁时，她才意识到这件事多么可怕。她对曾经的自己产生了共情。

她说她已经完全屏蔽了一年级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二年级。那个宿舍小得多，只有两个她喜欢的女孩，那时她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生活。

老师对入会仪式都是视而不见的。这之后，又有了另一段“入会”记忆:菲利帕被要求爬上一棵树，然后被绑在树上，其他女孩都在嘲笑她。她不明白为什么。

这些入会仪式实际上就是同伴的霸凌，但是拥有有尊严的名字。如果抱怨，会被群体鄙视，可能增加霸凌行为。如果忍受，并表现出良好的幽默感，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接纳为群体的一员。

幽默就是菲利帕的应对方式，她甚至没有承认过被这样对待是羞辱的。忽视痛苦是处理此类事件的常见方式，但它也会潜移默化地侵蚀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

受伤和脆弱的自体被隐藏，被安全地封装起来，真相被踢到意识之外。这是早期创伤的一种常见影响。更糟糕的是，因为无人可复述，所以孩子必须独自应对。(Kalsched, 1996;威尔金森,2010)

霸凌也发生在日制学校。不同的是，孩子们晚上回家有一个避难所，一个远离恶霸的地方。即使孩子不说，如果表现出心烦意乱，大多数父母也会有所察觉。而对于住校生来说，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可倾诉的人。本能是诉说，但没有人听。这会加重被抛弃的感觉，并导致他们对世界的毁灭性认识。

幸运的是，菲利帕对生活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她用幽默、顽皮，转移自己的孤独感，以及与同龄人之间的麻烦。

菲利帕的前两段分析持续了好几年，却令人惊讶的都没有触碰到住校的痛苦经历。似乎咨询师们也被她误导了，接受了她的肤浅的学校回忆。

这种移情似乎重演了菲利帕向父母掩盖学校经历的历史。当她放假回家，她从不讲述被欺负的事，她早已学会独立，和姐姐们一样，都在给父母和自己编制一个快乐的版本。不出所料，这个快乐版本也在分析中重演了。

只有在她第三段咨询时，出于一些显然不相关的原因，她的注意力才被吸引到她独特的转移痛苦的方式上。她通过关心他人，掩盖了自己的痛苦，这一点时刻在内心提醒她，最终，她开始注意到那段记忆。

当前，许多父母认为，其实他们给了孩子做选择的权利，他们把孩子带到学校让孩子自己决定。但是，对于8岁或10岁的孩子来说，直到他们被单独留在学校的那一刻，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住校到底是什么意思。

“足够好 ”的家庭适应孩子。而对于住校的孩子，这个过程正好相反，孩子必须适应一个僵化的体系。

结果是心理分裂，孩子变得自给自足。盔甲最初是为了保护脆弱的孩子，免受进一步的侮辱，却导致了一系列症状，我将其定义为“寄宿综合症”。

在我的诊所里，我和许多同事反复目睹了不同年代的前寄宿生们：有些人是1950年代的，有些人是1990年代的，还有些是现在的。

当谈论寄宿时，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父母的声音，而不是孩子的。失去是如此彻底，孩子又是如此年幼，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感受。对孩子来说，只有在成年后，才能够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那一个顿悟的时刻。

“我开始意识到父母，妹妹和“熟悉的农场生活”即将消失，因为我在1955年进入了公立预科学校”。这是一段50年后才被开启的8岁回忆。为了熬过失去亲人和想家的痛，许多人在情感上关闭了自己(帕特里奇，2007年，第310页)。

寄宿的现象很少被社会关注，甚至还被美化为让孩子独立。因为这些早年体验往往是无意识的，只有成年后，患者才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抑郁感——破裂的关系，婚姻或工作出现问题。他们是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或许与童年这段经历有关。

即时有些人社交上很自信，但仍然觉得亲密接触是有威胁的。他们无法谈论感受，或以暴力攻击或突然拒绝的方式在情感上抛弃爱人。移情中重演这些模式，当与之有关的愤怒开始浮出水面，还会导致分析的突然终止(Schaverien, 2002，1997)。

心理这些师尼克(Nick Duffell)在过去的20年里，为大量的“寄宿幸存者”举办了讲习班，他发现了许多人的共同模式(Duffell, 2000)(McLeod, 1994，第103页;Roth & Fonagy, 1996，第49页)。

汤姆的故事

汤姆，30多岁的已婚男子，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但他不想吃药。最近，他在不同的国家做过很多工作，但他讨厌被雇佣。现在回到了家，开始做起自己的小生意。

他刚结婚不久，妻子发现他情感上孤立。汤姆喜欢分房睡。在寄宿学校时，他和别人合住，现在他当然选择自己睡了；但可以想到，妻子对此很不满意。

汤姆6岁时被送进寄宿小学。他的妹妹在他5岁时出生，从那以后，母亲发现他的脾气很难控制，所以决定送他去寄宿。寄宿学校是他们家的传统，但通常是在8岁。

汤姆接受了父母的说法——他是个难相处的孩子。他觉得自己被拒绝了，但他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很坏。当我暗示他可能是嫉妒他妹妹，而被送走反而加剧了这种嫉妒时，他感到很惊讶。

有时候，产生负面影响的不仅仅是寄宿本身，而是与寄宿有关的故事与解读。对汤姆来说，上学是一种惩罚；因为他的习惯坏，所以他被嫌弃和送走了。

直到我问了他更多关于学校的事，他才开始讲述霸凌。他不以为然，认为这只不过是男孩们都要经历的启蒙仪式。然而，当他意识到我对这些事很严肃认真时，他自己也开始这么做了。

他告诉了我入学第一天的故事:

如前所述，他被留在了陌生的学校。然而，虐待他的并不是成年人。一天晚上，一个年长的男孩似乎对他很友好，拉着他的手，说他们要去散步。汤姆天真地被带到了漆黑的夜里，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那个大男孩告诉他，他要杀了他。

汤姆吓坏了。男孩告诉他，他的父母不在那里，就算他哭也没人会听到。隔了一会儿，他说他只是在开玩笑，又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回了学校。汤姆无法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无辜被虐待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小孩子是多么容易信任别人。一个偶然的路人目击者可能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身体的攻击和伤害，只不过是个玩笑。然而，这件事的心理影响却持续了30年！

汤姆已是中年，但我是他第一个诉说这段经历的人。这说明，就算学校成年的工作人员很善良，在晚上，孩子仍会暴露在其他孩子之下，而这些孩子本身还很小，根本意识不到哪些行为是不好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受到保护——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被可怕的幻想所控制。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还没有在孩子们的头脑中形成。

大男孩显然是一个虐待狂，但他也是个小男孩。假设他是早来学校一两年的，因此，他也许觉得照顾这个小男孩可能会减轻他自己的不安全感，证明他不再是最小的。有可能他认为是一个玩笑，但这暴露了一个更险恶的，无意识的心理动机。通过恐吓汤姆，他虐待性地将自己的愤怒和恐惧外化；看到恐惧在另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他就能感到自己在控制之中，而且很强大。

然后，他又救了那个小男孩，他可以安慰自己是很善良的。他是否感到内疚；如果是，没有人可以挺他的忏悔，也没有人可以调解他自己的愤怒和可怕的幻想。

然而，我们担心的是他的行为对汤姆的持久影响。他现在知道自己是多么脆弱，他的信任被彻底粉碎了。经历的一切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人倾诉。为了生存，自体建造了一个隐藏的隔间，经历被锁在那里。这种分裂是对创伤的一种常见反应(Davies & fraley, 1994;威尔金森,2006)。

汤姆已经认识到他不能依靠任何人。当汤姆长大后，如果有别的孩子受到欺负，他就会出面干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成年：汤姆照顾他所爱的人，并极力保护他们，但他并不指望任何人来照顾他。

寄宿生类似于军队中的军官；照顾手下，先顾他人后顾自己。有意识地，汤姆是友好的，善良的，体贴的，但无意识的反面是，他非常愤怒。他对自己暴力行为的恐惧使他孤立无援；他保持着隔离，以保护那些他所爱的人，使他们免受接近他的危险。

移情中重演了这些。一开始，他因为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而松了一口气。渐渐地，他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与人隔绝。被父母放逐，因为暴怒人际关系持续危机。突然失去工作和与女朋友断联，这是寄宿学校综合症的常见自残形式。

模式是先建立非常依赖的关系，然后切断柔情。突然抛弃所爱的客体是一种极端的自虐。同时，也是无意识地表达对现在的和过去抛弃他的爱人的愤怒。

随着心理治疗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汤姆开始担心，当最终结束时，他将如何应对。对于前寄宿生来说，治疗中断一开始显然没有什么影响。就像是学校放暑假，随后是重返学校。前两次休息时，汤姆告诉我他很好。然而，在第三次休息之后，心理治疗几乎戛然而止，因为他留下了一条信息，告诉我他现在需要停下来，自己解决问题。

无法忍受依赖，所以在成年后恢复以前处理依恋的方法：冲动的是离开。(Schaverien, 1997)(Schaverien, 2002, 2004)

汤姆将移情中的依赖感觉视为极度危险。离开的决定是一种无意识的需要，想要保护我们俩不受他潜在暴力的伤害。汤姆的防御正在瓦解，他对我形成了一种依恋。结果，不公平感和复仇的愿望开始活在当下。

被怨恨和不满情绪支配的病人，感到冤屈，但无法公开攻击冤屈他们的对象来积极表达报复的愿望。有些人因为害怕报复而退缩，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害怕自己报复过度而自我抑制。心理撤退是对焦虑和内疚的防御。(斯坦纳，1993，第74页)。

汤姆意识上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但他意识到强烈的报复心。他对母亲抛弃他和妹妹取代他的愤怒。他把我当作他必须照顾的女人；付费把这一点凸显出来。他离开的冲动是矛盾的——他想让我受苦，就像他曾经那样，也害怕他会发动某种可怕的报复。

汤姆回来讨论他的决定，并最终同意继续。然后他的暴力被表达了出来；他很害怕他会对我做什么。很明显，他不再是受害者，他害怕自己现在的力量；现在，他是施虐者。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分不清暴力幻想和付诸行动。想象着毁灭，就做了毁灭。过了一段时间，这才被分开，他才意识到，他可恶的幻想是一种依恋。

惨痛的丧失，早期住校影响人格的核心

突然失去依恋客体(父母、兄弟姐妹、宠物和玩具)，孩子会开始保护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处于没有亲密接触的环境中：周围没有爱。即使没被虐待，被留给陌生人照顾也是一种创伤。

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因此形成了一个外壳来保护脆弱的自体，免受无法处理的情绪影响。孩子获得了一种无意识的分裂，Duffell将其定义为“策略性生存人格”(Duffell, 2000年，第10页)(Fonagy, 1991;Kalsched, 1996;威尔金森，2006,2010)。

孩子不再提情感的需求。自体开始变得难以接近。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将持续到成年生活。愤怒被压抑，直到后来被发现，通常是在婚姻中或随后的心理咨询中。

学校、假期交替，孩子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对于父母住在国外或省外，常年不回家的留守孩子来说，他们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放假时，他们可以暂时忘记上学的事；但很快又要开始收拾行李了。所以，许多人在成年后发现收拾行李非常困难，这是与童年记忆联系起来的一种迹象。

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将在心理咨询中重演。咨询中断的前后移情是需要咨询师特别警惕的时刻(Schaverien, 1997,2002, 2004)。

发展的角度怎么看

失去家人加学校的管束，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冲击。

许多学生说自己渴望母亲，尤其在男校，他们需要一个女性/母亲的形象。生病几天，被送到护士长那里，可以得到暂时的喘息。因此，想家的孩子会有身体不适。Patrick Kaye在一所公立学校当全科医生18年。孩子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他认为主要都是想家引起的(2005)。

过早失去亲密关系，可能扭曲建立关系和自信的融入世界的能力。此外，永远在警惕状态的孩子，几乎没有象征性游戏的空间。住校期间，孩子很少有时间遐想，想象力也会受到影响。(Gerhardt, 2004;Lanius, Vermetten & Pain, 2010)

Michael Fordham发展了荣格的自体概念，意识到从生命一开始就有一个新生的自体。他提出了“整合和去整合”（integration and de-integration）概念。在醒着的状态下，婴儿是“去整合”的状态：敞开心扉，不舒服就抱怨，微笑，进食，唤起母亲的反应。当获得足够的刺激后，婴儿会退缩并返回休息，幻想或睡眠状态——整合进自体。(Fordham,1967; 1985,pp. 50–63)

如果一切顺利，婴儿会发展出对环境信任的感觉，这是他遐想和想象能力的基础。如果孩子还没准备好就被送去上学，心理发展很可能被扭曲。

自体一直是未知的状态，因此，尽管前寄宿孩子在事业上很成功，但他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了困境。

住校生必须顺从，僵化贯穿了整个生活：缺乏隐私，吃饭和睡觉都是集体的。晚上，不管在做什么，灯都会按时熄灭。一些学校的厕所没有门，淋浴是集体的。男子公立学校的传统是，低年级男生被迫充当高年级男生的同性恋仆人——这是恃强凌弱的年龄特权。

陌生的机构，未知的规则，孩子是紧张的和警惕的。很少有遐想和融合的机会。因此，虽然思考是独立和理智的，但情感却无法培养自主性。

学会顺从

两部影片揭示了住校的心理痛苦。1994年，Colin Luke《The Making of Them》，拍摄了8岁男孩在预科学校的第一学期。每个孩子都发生了心理冲突，他们忽略了自己的直觉感受，说的是家长告诉他们的话(即，去寄宿学校对他们有好处)。很明显，他们的情感体验与父母和老师的解释相矛盾。

在影片《被选择》中（Chosen，2008年11月，第四频道)，四个40多岁的男人谈到了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受到的性虐待。持久的不公正感、愤怒和伤害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承认，如果父母还活着，他们不可能披露虐待事件，也不可能制作这部电影。

这就是被曝光的悲剧。虐待发生在父母信任的机构中；所以孩子是几乎不可能告诉父母的。孩子感到羞愧，对屈辱的经历感到内疚，即使多年以后，也无法表达出来。

真实的自体隐藏着，父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孩子。

虽然寄宿学校宣称有所改善，但许多问题，甚至是极端的霸凌，身体攻击和性虐待，在所谓的“最好的学校”中仍存在。只有少数涉案人员知道，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心理咨询师有特权接触到部分信息。

创伤的隐蔽性

值得提醒的是，咨询师经常会忽视寄宿的创伤影响。但实际上，寄宿经历可能非常普遍。

比昂用奇妙的冷幽默，讲述了他童年的故事。8岁时，他被从印度带到英国，进了寄宿学校，全家人回到印度。他在这个孤独而神秘的世界里，追忆着自己剩下的童年时光(Bion, 1982)。

约翰·鲍尔比(1973)毫不含糊地反对，将13岁以下的孩子送去寄宿。他自己在寄宿学校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对寄宿也并不满意(Van Dijken, 1998)。

帕特里克·凯斯门特来自一个海军家庭，这个家庭的传统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寄宿学校，以锻炼他们的独立性。他8岁被送去(Casement, 2006)。这在军队里很常见，因为父母不得不频繁搬家，寄宿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生活。可悲的是，它也扭曲了孩子的发展需求。直到成年后，凯斯门才开始意识到早期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孤独的孩子在想象中替换着房子。对房子的依恋，而不是对人的依恋，是孩子发明的一种绝望的解决方案，因为他爱的能力被扭曲了(Schaverien, 2002, pp. 32-8)。

前寄宿生们是情感的伪装大师。达夫尔是这样表达的:

有一件事在我的治疗中我从未提起过……我的寄宿生活对我的影响。我感觉到这是我最难逃避的事情，但我的心理咨询师从没有提到过。我怀疑要么是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话题，要么是一个不适合进行探讨的话题。而我……我太害羞了，不敢提起……我脑海中的评论家说我还没有真正长大，或者我在抱怨的是我的特权。(达夫尔，2000年，第3页)

达夫尔责备自己，担心自己有什么严重的毛病。前寄宿生们都是羞于抱怨的。

帕特里奇(2007年，第310页)写道，在他长期以克莱因为导向的精神分析中，从没提到与他的寄宿有关的“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

以上可都不是孤立的案例，这些来访的咨询师都是经验丰富的在受人尊敬的UKCP和BPC组织注册过的。

凯斯门特的第一段咨询为期七年，每周三次。第二段每周五次(凯斯门特，2009年，个人沟通)；达夫尔的心理咨询九年，每周一次，有三位不同的心理咨询师，两位是人本主义，一位是精神分析的。但他的寄宿经历基本没被挖掘过(达夫尔, 2010年，个人沟通)；帕特里奇的第一段精神分析每周五次，持续了九年，第二段每周四次，持续了五年。

在每个案例中，寄宿的创伤都没有得到解决(帕特里奇, 2010，个人沟通)。

我们已经看到，前寄宿生们会巧妙地转移他们的痛苦。为什么，这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咨询师，用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触及寄宿的问题？我推测，这里面有一些无意识的原因。

一方面，阶级因素。前寄宿生们通常表现出一种高贵的自信；在英国社会，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认知。如果心理治疗师没有接受过私立寄宿学校的教育，那么一种无意识的顺从可能会阻碍他挑战来访的辩护。

另一方面，如果心理咨询师上过寄宿学校，则存在一种无意识的认同——共同的潜意识的认同这不是个大问题。

然而，也有人断言寄宿是一种积极的经历。也许差异在于年龄。13岁的孩子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比小学的孩子更成熟。不过即便如此，许多大一点的孩子还是会忍受孤独、性虐待和欺凌等痛苦的经历。

现在打孩子是违法的，但过去殴打无处不在；还被认为是塑造孩子性格。所以对一些孩子来说，学校比家好。学校是避难所，让他们摆脱不安全感、忽视或虐待;正如我的一位病人所说:“在学校里，至少你知道因为什么而被惩罚。”

结论

通过菲利帕和汤姆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寄宿对不同孩子的影响多么不同。对于菲利帕来说，她姐姐们做的好榜样，调解了她的体验。即便如此，她还是很无助，并刚刚开始重新定义群体霸凌。对汤姆来说，离开家后，家里又有一个小妹妹代替他，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痛苦和被抛弃的感觉。他所遭受的霸凌更加险恶，因为是一对一的且威胁生命。

寄宿创伤是非常隐蔽的，移情也会表面上老练和自信，值得每一位咨询师注意。

自从1989年，我开始与前寄宿生打交道以来，我收到了数千封公众来信。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治疗师忽略了寄宿问题。

Standish回忆起她在受训中得到的建议:

“如果你去追獾，它可能会退得更远。但如果獾再也没有出现呢?獾往往不会出现，因为它们害怕。前寄宿生们也是如此。就像所有病人一样，他们呈现的是症状，而不是原因；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看到其中的联系。他们对寄宿的特权感到羞耻，所以他们往往不会从躲藏中走出来——除非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真正的危机或真正安全中。”

Standish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英国会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而且我们有了手机。”我觉得这种观点幼稚且危险。这是寄宿学校经常使用的论点，即学生可以使用手机。你很少会看到不快乐的孩子，但笑脸都在原地，大部分是为了生活。

对于我们这些高等灵长类动物来说，没有也不会改变的是，我们对依恋和安全的持久需求。在公园里遇到公立寄宿学校的男孩，即使是“大点的男孩”也会不顾一切地抚摸小狗!手机再高端的技术也无法替代触摸带来的亲切感。特权教育的代价又是什么?

我仍然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正常化感到震惊——甚至我们的心理治疗专业群体也是如此。最常见的辩解是“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受了伤吧?”

相反，这是心理咨询师必须非常关注的地方。措辞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使用寄宿幸存者这个词。

这不是每个人是否受到伤害的问题：每个孩子都必须与其他孤独、害怕的孩子一起，长期没有爱的生存。问题是他们是如何活下来的，他们成年后是否还在这样做。

这是心理治疗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前寄宿生在离开学校多年后的生存模式是不适应的。无数的婚姻和家庭被前寄宿生破坏，他们玩的是“一人游戏”——一种过时的立场。真正的伤害是在真实的关系中造成的，如果治疗师忽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这种伤害就会不受挑战地继续下去。

这不是历史问题。寄宿的收费高昂，住在英国富有的公立学校，这些男孩谈吐得体，衣着光鲜，人们很难把他们看作“幸存者”。有多少前寄宿生认为他们的母亲无法接受他们对寄宿的感受。

前寄宿生们将继续躲藏，直到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理解他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