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心理门诊里学会“躺平”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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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4, 2023 05: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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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上海同济医院“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见过很多焦虑而疲惫的父母。

诊室里，有的家长细数起孩子的罪状，边说边掉眼泪。在家上网课，老师在屏幕那头点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觉。一被父母责骂，就发脾气摔门，甚至动手打人。一位上海母亲在疫情封控时和孩子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孩子患有多动症，自从断了药，上网课坐不住，功课也做不完，母子间的“战争”每日上演。解封后复诊，女人肉眼可见衰老了不少。

学习问题总是演化为家庭矛盾。那位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问到对父母的评价时，孩子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优点。”诊室外的走廊上，十来岁模样的男孩跟在母亲身后，两人冷着脸，隔着一米开外的距离。母亲提醒他吃点面包，男孩冲着她大喊：“我今天就是饿死也不吃！”

学习困难门诊建立之前，同济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大部分家长咨询的问题，都离不开学习。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忧心的指标——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为什么不愿意读书，整天打游戏？

开学第三天，一位一年级的男孩被母亲带进了周晓迅的诊室。他先是对诊室里的设备来了兴趣，在体重秤上跳上跳下。刚坐定，又从椅子上溜下来，摸摸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听。但这个活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敏感脆弱，父母说他几句，就会大哭。新学期第二天，老师就把家长叫到学校。上课上到一半，孩子自顾自站起来，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老师提醒母亲：“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去检查一下。”像这样被带来的孩子，超过一半会被确诊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病因。除此之外，可能确诊的，还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又或者抑郁、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

一位日本专家给多动症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这个名字对应着多动症的两种亚型，大雄代表着“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而胖虎是“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有暴力倾向。

故事的链条常常这样展开：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这让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于生理的原因：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每隔两周就要到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但同济医院副主任医师梅竹说，“小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好，情绪问题也好，背后很多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困难门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会在这里展现。”有的家长一坐下，不允许孩子说话，先数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优点。有的家长让孩子和医生交流，自己坐在一边玩手机。有时候，母亲带着小孩进门，父亲就站在诊室门外。医生多次邀请，对方才勉勉强强进来。与医生交流时，一些父亲全程不说话，一些母亲则全程抢话，父亲没说几句，孩子刚说两句，母亲都会插嘴进来抢走主导权。

还有一个被带到来看病的孩子，家长告诉医生，孩子上课分心、走神，回家做作业也磨磨唧唧，这不是典型的多动症吗？但经过现场询问和评估，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小学去，他不愿意，但因为年龄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摆烂”消极抵抗。

这些亲子间的隔膜，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增长，情绪问题愈发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棘手。周晓迅就说，那些来就诊的大孩子，许多有焦虑抑郁，或者自残、自杀的倾向。那是情况恶化了的结果。

一位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到门诊，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划破的。晚上，女孩还会外出酗酒。有的男孩，则习惯了在外面打架斗殴。孩子的敏感往往超乎大人的想象。在学习困难门诊，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绪的波动，一看到父母不开心，就变得紧张、焦虑。父母则容易忽略孩子的这种特质。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说他后，过会儿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诊室门，孩子单独留下时，便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把全部问题推给了孩子，“孩子没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绝对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治疗。”这也是医院专门设置学习困难门诊的原因。家长们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学习困难引发亲子矛盾，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伤害孩子，也伤害父母，恶性循环之下，不仅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品行障碍，也成为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痕。而所谓治疗，在谨遵医嘱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场家庭疗愈。

家庭战场

大概是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绿杉蔷的家庭生活变成一个战场，上演着权力的压制与反抗、怒吼和眼泪，甚至几次提到过“死”。

触发机制，有时是女儿笔下的一个错字，同一个字，听写十遍、二十遍，这次少一个点，下次又多了一道横；有时是一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是“7”，搬到习题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她冲着女儿大吼，有时候，咆哮声响彻楼层。好几次，绿杉蔷被气得手脚发麻，眼前发晕，倒在沙发上。

给安妮报考钢琴三级，几首曲子，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犯错，纠错、打手心，还是改不过来。绿杉蔷彻底失控，跑过去打开位于23层楼的窗户：“都不活了，咱们俩今天一起跳下去！”而四年级女儿的反击是，她冲进厨房拿起刀：“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我要自杀！”夜里，绿杉蔷躺在卧室的床上，被绝望感包裹着。她想到即将面临的“小升初”，想到未来一道道需要依靠学习翻越的险峰：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没有好的工作，这孩子就完了。

她也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学不好？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仍然找不到答案。女儿安妮曾短暂地承托起她的希望。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里的几百个孩子，当晚会的男女主持人。小区里有8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认为最优秀的。上小学后，男孩一连拿下了校级、北京朝阳区的“三好学生”，安妮的成绩却掉到了班级中游。

在绿杉蔷身边，成功教育案例比比皆是。她亲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儿慢慢长大，考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当上北京的中考状元，又在高考后，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在众多上升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抛物线，随着一起失控下坠的还有母亲的人生。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学习困难”四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从未出现过。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

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为中层干部。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四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对我来说，人生在走下坡路。”绿杉蔷说。失落感和怨气没有消失，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急匆匆赶回家，做好饭菜，就坐在安妮身边死磕作业。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关系好点的朋友，都收过绿杉蔷发来的卷子照片：“又考成这样，你说到底为什么呢？”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自杀。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1461万至1979万人，就诊率不足10%。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2016-2020年，医院诊断了601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200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

这家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拿到诊断结果，绿杉蔷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解脱。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中枢兴奋剂类的药物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减轻精力过剩。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

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市面上，这类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收费动辄好几万。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盼望着有一天药到病除，孩子变成我期待的样子。”她参加过多动症孩子的教育讲座和工作坊，结识了专门研究多动症的博士，以及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了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孩子在地铁上跟人搭话：“老师说我有病，不让我上课了。”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

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晚上回家，绿杉蔷在微信上告诉对方的母亲，孩子非常招人喜欢。听到转述的夸奖，孩子有点意外地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仿佛心被撞了一下，电话另一端的绿杉蔷心疼了起来。在怀上安妮之前，绿杉蔷和丈夫最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夫妻俩许愿，将来一定也要生个波妞那样的女儿。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才忽然意识到，老天已经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女儿。安妮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在班里人缘很好，每天都生气勃勃。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当时我们并没有求一个学习好、在学校表现乖巧的孩子。”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竹会跟家长达成治疗共识——不在于分数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更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这里，医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说，“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势必也要动，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但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一场漫长的自我斗争。安妮升上五年级不久，拿回了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刺眼的数字——76分。

绿杉蔷提醒自己：深呼吸，淡定。她没有责骂安妮，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搬来一堆习题。但情绪还是会反复。有一次，安妮写一篇作文，用了两个小时，抄了三遍，照旧出现了三个错别字。绿杉蔷又开始变得狂躁，脱口而出：“我真是后悔生了你。”安妮像头受伤的小兽窜回房间。

绿杉蔷的反复无常给她带来了另一重伤害。安妮哭着质问：“你到底有多少个面孔？”“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还给我做水果，还摸我的头，转过头就说你后悔生了我。”

主流社会里，不正常的人？

安妮确诊多动症后，绿杉蔷开通了一个公众号，记录女儿的治疗过程，由此建立起与四五千个多动症家庭的连接。

她结识了许多受苦其中的家长，其中许多是母亲。来自济南的一位妈妈全职带娃，孩子患上多动症后，丈夫怪她，连个孩子也教育不好。每隔两三天，她就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现在，她一听见来电铃声就想哭。

住在北京大兴的一对夫妻，在孩子确诊后离了婚。妈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把小孩带在身边，住在孩子的姥爷家里。老人搞不清多动症，也不了解抑郁症，难以忍受“不正常”的母子，天天在家发脾气。

痛苦之中，家长们带孩子看病，给孩子吃药，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变得正常。但慢慢地，一种“逆反”也在某些家长心中产生，自己和孩子都那么痛苦，真的只是因为一种病一种缺陷吗？

大概对应试的狂热，对成绩的焦虑以及相伴随的对孩子的高压，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在《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一位中国台湾社会学博士写下自己的观察：“就是在一个过度将学业成绩表现等于能力的社会体制中，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才会被视为功能减损，或是才会引发他人负面的反应，致使孩子遭致挫折。”

在医院时，绿杉蔷遇到一位给孩子取药的父亲。吐槽完孩子的成绩和学校的表现，又流露出温情：“咱们这种孩子，还自我感觉特好，每天倍儿乐呵！”

如果没有学习生活，多动症孩子或许是最快活的一群人。在很多家长的描述中，快乐仿佛是这类孩子的某种天赋。一位妈妈形容7岁的女儿，像一只快乐小鸟，每天自娱自乐，时而哈哈大笑，一家人都被会她的情绪感染。

网名叫“A娃洛爹”的父亲在网上写下飞鸟与鱼的比喻：儿子是一条快乐的鱼，却被要求和一群小鸟比赛飞翔，不飞就会被看不起。家里没矿，无法打破世界的规则，只能给小鱼吃药，让他扭扭捏捏学飞。

可能难解的问题是，是学习，而不是快乐，是孩子们童年的“正经事”。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太卷，太‘变态’了。”曾是学霸的绿杉蔷也连连感慨。安妮六年级时，期末考试满分700分，她考了650多分，每科平均分在90分以上。但在班里排到了20多名，跌到全年级100名以外。绿杉蔷承认，就算把当年的自己放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女儿好。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的《我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现状分析》分析，导致中小学生自杀的原因，家庭矛盾共占比33%，居于首位，紧接着是学业压力，占比26%。但报告认为，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考虑间接作用，学业压力才是首要原因。

绿杉蔷尝试“躺平”，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固的角落开始松动。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开展的正念教养八周课程。这一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这是一个旨在“改善父母情绪问题及无益处教养行为”的课程。课程主题上写着：“我们能否暂时去掉对孩子的种种标签，全然观察他真实的样子？”

在那次发火过后，绿杉蔷预约了心理医生，排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她突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大笑过了，连笑的感觉都很陌生。

心理咨询起了作用。去年元旦，绿杉蔷陪读三天，居然没发过一次脾气。安妮的爸爸也发现了妻子的变化，晚饭时，他对妻子说，感谢你这三天没有发火，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儿给绿杉蔷看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那是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是一个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纸刀划下的一道道伤口。手臂的主人属于小区里另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刚考上北京二环内一所很好的初中。毫无疑问，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范，但手上的每道伤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像绿杉蔷这样的父母不得不问自己，到底是“不会学习”的病，还是僵化的教育体制、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才导致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位华人妈妈Mana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

她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在澳洲生活。孩子刚确诊时，Mana也曾焦虑过。她从小在国内长大，在澳洲接触最多的，也是当地的华人圈子。身在海外，他们仍是最热衷鸡娃教育的一群人：补课、上强化班、进入“精英中学”，考上一流大学。

就连国内的外婆也会时不时发来老姐妹们的孙辈视频，谁家的孩子考了钢琴几级，今天背了多少三字经，明天又学了几首唐诗。

直到学习障碍的出现打破了大人们的幻想。这位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更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学校，以及社会的压力。Mana的丈夫本身也患有多动症，他劝说妻子，孩子只是性格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应该接受孩子的不同。丈夫告诉Mana，小时候，他经常被老师投诉，“他上课不行”“他多动症”。妈妈从没维护过他，反而帮着老师，在他心里烙下异类的标签，让他从小就有着创伤记忆。

16岁，丈夫从国内搬到澳洲，在他成年，拥有选择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他厌恶读书，转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技校学修车，打过几年工，后来自己创业——意思是，即使无法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等生”，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在澳洲，还有一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在学校，老师们大多都经过专业培训，知道怎么帮助多动症孩子，作为在学校的观察者，老师也会写评定量表，帮助医生诊断。情况严重的，学校还会专门为他们设置特殊班，每两位老师带六个学生。多动症孩子容易在长期的负面评价中，积累挫败感和低自信。

上初一后，安妮的数学成绩常低于班级平均分。答题漏步骤，卷面也不够干净。这是一所唯分数论的中学，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她，“无药可救”。在安妮拿回家的卷子上，绿杉蔷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烦躁。

上面打着硕大的“X”，连纸张也被划破。状况严重一些的孩子，如果破坏课堂秩序，就算能避免被老师劝退，也遭不住其他家长的投诉，甚至可能会被班里的孩子孤立。绿杉蔷并不埋怨老师。家里有一个多动症孩子都会焦头烂额，更别说在几十个孩子聚集的班级里。

“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教育大环境的问题。”而在澳洲的华人圈子里，Mana发现，被视为天资聪颖、最擅长学习的华人孩子，在青春期出现崩溃、抑郁的心理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在当地人看来，很多华人家长的上名校的执念是难以理解的。

与学习困难抗争了三年，如今，绿杉蔷正在学着怎么当一个甩手掌柜。这是应对女儿进入青春期而改变的策略。这个最叛逆的年龄，让父母们如履薄冰。她决定把重心全部放在维护亲子关系上。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她做朋友，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她慢慢相信，在医院确诊，不意味着孩子一辈子就“完了”，“不合适学习，肯定有适合的事。”绿杉蔷所在的家长群里，几个妈妈开始讨论，孩子擅长做甜点，造型精致，口味也很好，那么长大了当个面点师也不错。喜欢插花和瑜伽的，未来能走的路又多了两条。

这也让绿杉蔷想起，女儿安妮喜欢电子音乐，自己就会做大量笔记，啃英文原版电音杂志，这让她的英语PET考试一次通过；她爱打篮球，入选过校女篮队，代表学校拿到过北京市朝阳区冠军……绿杉蔷想，无论哪一项成为她日后的职业选择，能让她安身立命，或许也不错。

如今，女儿写不完作业的晚上，绿杉蔷不再执着于熬夜完成，而是和丈夫一起怂恿她休息一会，或者出去转转。周末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学习，安妮却总被爸爸拉着出去骑自行车，或者坐在绿杉蔷的小电动车后面兜风。

女孩喜欢戴着耳机听歌，或者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最近又喜欢哪些歌星。绿杉蔷的手机歌单里，有一首齐豫的《女人与小孩》。是她怀孕时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当初那个年轻的妈妈，小心翼翼捧着隆起的腹部，发誓要给孩子最好的爱。她很久没听过这首歌，但歌词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不是一个礼物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再原地踏步陪他长大给他很多很多的爱让他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因为一个小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家庭战场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主流社会里，不正常的人？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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